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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跟我学》(Follow Me)BBC 视频 + MP3 + 电子书-简 …
发表于:2019-01-14 04:36 分享至:
从1982年的1月开始,每到晚6:20,北京、上海,许多城市中的院落里就响彻着这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。那是人们跟着电视里播放的英语教学片《跟我学》(Follow Me),在学英语。这一档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英语教学节目,让长期学习语法英语、说口号英语的中国人体会到了一种颠覆性的英语学习方式,也为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大陆掀起的学英语热添了一把火。新中国成立后,英语学习在中国大陆曾几起几落。1950年,中国政府在青年学生里发起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运动,正念高三的袁士槟也报了名。当时每个人能填三个志愿,袁士槟在第三志愿里填了外语。结果,袁士槟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(现北京外国语大学)学习英语。可能是看我在上海长大,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。袁士槟猜测自己被录取的原因。新中国成立前,上海一直是全国英语水平最高的地区,那里有很多教会学校,学校里常常都是英文授课。随着大量苏联专家到中国援助建设,上世纪50年代,中国国内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剧增, 1953年,7个师范大学的英语系都停办,很多中学也不开英语课,改教俄语。当年派我学英语,我还闹情绪,因为学了英语就不能去苏联了。和袁士槟同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徐雄雄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说。那时候学英语基本被认为没用。直到1956年,英语才逐渐开始受到重视,当时中苏的关系已经开始起了变化。1957年,初中恢复英语课,但英语教师匮乏,维持俄语课仍是很多学校的首选。1964年,教育部确定了英语为第一外语,开始调整国内中学的外语教学,但因为文革的关系,那时候的英语课文全是举起手来,交枪不杀!或是 毛主席万岁等政治口号,没有实际意义。1971年,依照当时的外交形势,周恩来提出国家急需翻译人才。1978年年初,《北京日报》上刊登的文章《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》,文中这样写道: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,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这被许多人看作是学外语,特别是英语很有用的信号。改革开放元年,中国向41个国家派遣了480名公费留学生;1981年1月14日,国务院颁布《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》,为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打开大门,这些消息让许多蛰伏多年、希望出国深造的中国人振奋,国内学英语的热潮也开始慢慢积蓄。十年动荡,让很多人没能好好上学,国内对教育的呼声很高。国家教委找到中央电视台,在电视中合作开设教育节目讲课。那时全国只有两个频道,只有晚上有节目,白天的时间都闲着,于是中央台成立了电视教育部,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,都播教育节目。我感到当时的英语教学,多侧重语言理论,而忽视语言的实际运用。很多人学了很多的语法,死记不少单词,但是还不能和外国人进行交流。学外语成了个枯燥的过程。语言应是生活的一部分,应该是十分生动活泼的东西。徐雄雄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为了能使片子播出,徐雄雄决定对片子进行大手术。《Follow Me》被译为《跟我学》,徐雄雄任导演。实际上我把原来的节目当作资料来处理了。我删掉了很多东西。有些段落已经删得没什么好看了,基本就是文字教学。但必须把节目放在政治安全的基础上。另一方面,我也相信这个节目是会受到大众欢迎的。徐找到教委,希望教委能够找个权威的老师来帮助修改,但教委的相关人士看过片子后,表示反对,认为《跟我学》不是正规的教学,无助于学生的考试成绩。上世纪80年代初,让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电视台主持节目可是了不得的事。说到凯瑟琳,因为她曾在法国电视上讲解过《跟我学》,所以被作为英语教员引进,但阴差阳错,她被分到了教委的电视大学,教委不同意她参加电视节目,而是要她参加电大英语教材的编写。所以,凯瑟琳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参加《跟我学》的录制。另外两位主持人胡文仲(前30集)和袁士槟(后30集)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,所以《跟我学》的很多工作只能在晚上、周末进行。录制节目前,主持人们都会看一次原版片,然后大家一起把脚本整理好,练熟。有时候还要插一些中文的解释。录半小时的节目,要准备几个小时。因为怕自己的普通话不准,袁士槟还特意让夫人纠正自己的普通话发音。凯瑟琳还要不时地纠正胡文仲和袁士槟的英语发音。第二天早上刚上班,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张香山就来到了徐雄雄的办公室,问道昨天的英语节目是你们做的?你们从哪里弄来的材料?花了多少钱?,在得到一一答复后,张香山说:我看了。不错。很好。广播事业局局长对一个电视节目亲自前来表示支持是很稀罕的。《跟我学》播出后,多个国家找到中央电视台,表示可以免费提供本国的语言教学片子给中央台。那时候都是他们来求我们播了。我们根本不掏钱,我说我们要编辑节目,设备不够,你要给我,结果我向外国人要了三套电视设备。徐雄雄说,后来语言教学节目的开展,都是根据《跟我学》这个模式搞起来。真正地教你开口说英语、说生活中有用的英语,是《跟我学》最主要的功用,它让沉浸在语法中的英语学习者们得到了实战的机会。当时在外交学院任教的袁士槟也非常推崇《跟我学》,不仅让妻子孩子跟着学,自己虽然曾出任驻外使馆的翻译,但也坚持收看,进而后来成为里面的主持人。上世纪80年代初,电视机在中国已经被放开供应,此前它是需要得到配额才能购买的奢侈品。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很少,欧美电视剧都很难看得到,《跟我学》里的剧情,也成了普通观众喜欢看它的一个原因。我奶奶那时候总是和我一起看,因为她没听过高鼻子的人讲外国话,所以很稀奇。《跟我学》的热心观众林世宏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她喜欢看外国人都穿什么、吃什么、住怎样的房子。60集的《跟我学》适合有一定英语语法基础的人学习,只要将60集的东西学透,在英语国家生活就没有太大问题。那时候很多想认真学英语的人,都把《跟我学》奉为口语方面的圣经。由于节目太火,又来不及出教材,栏目组开始在《电视周报》上刊登《跟我学》的教材,每次半个版,《电视周报》也因此增加了约50万订户。后来,广播出版社出版了《跟我学》的教材,出版了一批又一批,平装版、精装版、合订本总是供不应求。书的编著者、《跟我学》中文版导演徐雄雄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据说共出版了3000多万册,成了当时最畅销的书。节目的热播,也让三位主持人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。而由于反复播出,《跟我学》的成品录像带都被播烂了。1986年,袁士槟被派到联合国总部,任中国代表团发言人,在纽约的餐馆里和马路上,他常常会碰到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叫自己袁老师,刚开始袁士槟不记得是自己在外交学院教过的哪位学生。他们说您的学生遍天下。我的口语就是在《跟我学》里学的。看到这些满嘴英国英语、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,袁士槟体会到了《跟我学》真正的影响力,《跟我学》的学习方式是一个开路先锋,它打开了国内学外语的一个路子,不拘泥于语法,而是在什么情况下,怎么去表达。袁士槟说。不可否认,《跟我学》在中国的成功,跟当时国内的学英语热和英语学习材料缺乏,特别是英语会话材料稀缺有一定关系。而电视节目不发达,观众没有太多的观看选择,也使《跟我学》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。在播放了多年后,上世纪90年代初,《跟我学》慢慢退出了电视教育的舞台,一方面《走遍美国》等被认为是更好的英语教学节目出现了,另一方面,随着节目的丰富,电视台也逐渐放弃了电视教育栏目。2006年1月1日,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新编著了《跟我学》,并邀请杨澜和凯瑟琳出任主持人,教学素材还是BBC当年拍摄的,但是主持人里讲课的内容按照现实修改,有了巨大的变化。但这份上下两册共50元、10张光盘的经典教材已经不再受人青睐,它早已被更新、更全、更流行的英语教材所取代、淹没。根据一项人口普查数据,在进入2000年后,中国学过英语的人已经过亿,中国青年学子花在英语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,更是无从计算。而人们对英语的学习态度、学习方式的争论,至今仍未停止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